喀布尔缺乏任何像样的规划，路标稀少得如同犹太教堂（这里确实有一座！），这自然让人觉得步行游览这座大都市简直是愚蠢之举。当然，搭乘城里四万辆注册出租车中的一辆，支付极其低廉的车费，舒舒服服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岂不更加轻松便捷？
然而，任何到访喀布尔的游客都会很快发现，尽管这里有无尽的无名道路迷宫和大量荷枪实弹的市民，但双脚仍然比任何当地出租车可靠得多。
我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天就吸取了这个教训，被迫坐了四辆不同的出租车。问题是，我并不是要去四个不同的目的地，而是仅仅为了去同一个地方。
当我走出位于扎尔纳加尔区的酒店（如果你住过更糟糕的酒店，请务必告诉我！），我打算去伊朗大使馆拜访一下。（尽管美国公民无法获得前往伊朗的独立旅行签证，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考虑到出租车应该是穿越这座神秘城市最直接、最安全的交通方式，我拦下了第一辆看到的出租车。
没我想的那么容易
我跳上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酒店经理用波斯语写在一张纸条上的。司机看了看纸条，指着远处，点了点头。然后他开车带我走了三个街区，停下车，转过身，耸了耸肩，说了声“对不起！”。当我重复了一遍“伊朗大使馆”时，他只是又耸了耸肩。
我有些迷茫，下了出租车，立刻拦了另一辆。但这次，在打开车门之前，我问司机：“伊朗大使馆？”他自信地重复了几遍，并邀请我坐到副驾驶座上。两分钟后，我们来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司机停下车，问我路口应该直行、左转还是右转。
我茫然地盯着他，这让司机立刻捧腹大笑起来。等他终于止住笑意后，他只是举起双臂，脸上带着笑容对我说：“你走吧。”
我相信你已经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我花了四十分钟才拦到另一辆出租车，结果又被绕着圈子开了二十分钟，最后还是被礼貌地赶下了车。
最后，我终于坐上了当天第四辆出租车，它把我送到了伊朗大使馆，距离我离开酒店正好90分钟。感觉好像我穿越了整个国家，但后来我发现大使馆离我的酒店只有2英里远。
可惜的是，我参观伊朗大使馆的时间非常短暂。当我穿过马路走向大使馆入口时，不小心撞见了五百多名阿富汗人，他们正试图强行冲进大使馆大门，尽管几个武装警卫正用长木棍殴打他们。我不想卷入这场冲突，于是赶紧朝相反的方向小跑过去。
需要做出的决定
我当时又迷又困惑，还有点焦躁不安，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再跳上一辆出租车。但当我报出酒店名字后，第一个上前搭讪的司机摇了摇头，于是我决定还是步行吧。就这样，我出发了，尽管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然而，毫不意外，返回扎尔纳加尔的六小时徒步之旅，却成了我阿富汗之行中最有意义、最有收获的一天。旅途中，我遇到了负责清除市中心地雷的工人，一群坚持要牵着我的手带我游览他们街区的孩子们，还有著名的“喀布尔万事通”瓦伊斯·法伊兹，一位创办了喀布尔最早的网吧之一的女士，以及一位在炸弹爆炸中失去双眼和一条腿，却依然决心发展壮大自己事业的友善旅行社老板。
我只想说，那天晚上当我终于回到酒店房间时，我已经和九个小时前拦下第一辆出租车的我判若两人。
出租车解释
第二天早上，我吃着菠菜泥、豌豆泥和面包当早餐时，餐馆老板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我们聊得很开心，特别是当他解释为什么我在喀布尔的出租车经历是最常见的那种经历时。
显然，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时期，由于人们出行受限，出租车的需求几乎为零。塔利班撤离喀布尔后，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市民出行需求激增，出租车的需求也随之飙升。
于是，就这样，数百辆出租车凭空出现了。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之前出租车很少，所有司机都缺乏经验，结果就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走。此外，新的商铺、学校、医院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租车司机根本无法掌握这些日益增多的潜在目的地的确切位置。再加上街道名称不断变更、道路频繁封闭以及当地居民语言不通，出租车司机大部分时间都在耸耸肩问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毋庸置疑，在喀布尔的剩余时间里，我几乎都是步行。每天都会迷路，至少好几次，但到了旅程结束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探索了每一条街道、每条小巷。而所有这些步行也让我与络绎不绝的喀布尔当地人进行了更多难忘的交流，这正是我当初决定来阿富汗旅行时所期待的。
当然，在最后一天需要赶飞机去机场搭乘飞往德里的航班时，我还是决定再给喀布尔出租车系统一次机会。毕竟，我实在不想背着背包走那16英里路。
尽管我自认为已经非常清楚地模拟了飞机的姿态——双臂张开，弓着背，嘴里发出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而且也多次听到“啊哈！”、“是的！”、“好的！”之类的回应，结果我又一次被丢在了三个不同的街角。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怎么去喀布尔唯一的国际机场。
幸运的是，正当我开始计算我需要跑多快才能及时赶到机场搭乘航班时，另一位友好的当地人注意到我被困在路边，并提出用他那辆破旧的SUV载我一程。